据《探索》杂志报道，我们虽然没有给予“行为免疫系统”太多关注，但是它却使我们处于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

人体与病原体长期处于抗争状态，这是我们人类有目共睹的。人体自身有防范细菌的功能。例如，成千上万种细菌是不能够穿透皮肤进入体内的，而是通过眼睛、鼻子侵入。因此，我们要经常清洗，以便冲洗病原体。肺的内层能够释放“灭菌化合物”，能够杀死病菌。细胞被蛋白质保护，病毒是无法侵入的。一些敢直面免疫细胞的病原体，免疫细胞也会产生抗体，将其杀死。

这样严密的防御系统，可能你无法想象到，它需要花上亿万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我们那些“单细胞”祖先曾经经受着病毒的侵害与折磨……当他们稍大点，就被病毒感染了……后来，有了肠子，可是肠子又被蠕虫侵害等等。世间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慢慢地就有了稍微能与病原体抗衡的“变体”。再经过成千上万代，“变体之变体”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多样的免疫细胞了。当然，我们的免疫细胞的发展并没有停止它前进的脚步，因为，病原体不会停下来。新生代的“侵入种”已滑过我们的防线，这也刺激了我们免疫系统发展的速度。

现在，病原体与免疫细胞的“拔河比赛”不仅仅只是在我们的身体里进行。许多的科学家认为，病原体已经侵入到我们的大脑中，并深深地扎根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马克·夏勒（Mark Schaller）已经建立了有趣的理论。他认为，行为与医学微生物一样，在防止疾病上也是非常有效的。根据这套理论，我们就与夏勒一样称之为“行为免疫系统”。它是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周边的人以及深深植根于大脑的那些难以唤醒的事的反应。

夏勒和他的团队正忙于心理实验，以此证明他们的理论。目前为止，研究结果还只是初步阶段，但是却很具挑战性。假设夏勒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行为免疫系统”将会证明在我们日后的生活中有很多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在人性上有全球性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重塑文化。

如果大家所熟悉的生物免疫系统是很安全的话，就没有必要发展“行为免疫系统”了。然而，事实上我们的防御还远不及到完美的程度。一些伪装得很好的病原体会在不经意间侵入体内，然后生根，生长速度远远超过免疫系统。而有时免疫系统与病原体的这种命运又是相反的，它会使用强大的力量来击毁病原体。

不被病毒感染的第一步是我们应该使自己处于更安全的状态。科学家已经发现许多的动物物种使用行为策略避免生病。某些毛虫会如大炮般击毁它们的粪便，以致寄生蜂寻不到粪便的踪迹（寄生蜂的卵要寄生在毛虫的粪便中）；羊会本能地避免吃自己粪便周围的草，因为许多的寄生虫会把虫卵下到粪便里；一只雌老鼠能够闻出哪只雄老鼠健康，哪只雄老鼠被蛔虫感染了，以此来选择它交配的对象。

在亲缘关系上和人类最接近的黑猩猩它们也表现了这种行为反应，以此避免疾病。在1960年，灵长目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就观察到黑猩猩的这个行为。她所观察的黑猩猩中，有只叫麦格雷戈（McGrego）公猩猩患有小儿麻痹症，靠手臂拖着身体走，它松动的膀胱经常围绕着成堆的苍蝇。在麦格雷戈生病前，其它黑猩猩经常给它捉跳蚤、小虫以及其它寄生虫。可是，古道尔发现，令人吃惊的是一旦麦格雷戈病了其它黑猩猩却离它远远的。

没有哪种动物有医学学位，甚至也没有哪种动物读过病菌理论。但是他们却已经发展了“疾病—预防”行为，例如，上面提到的对来自其它个体特殊诱因的特殊反应。这完全是建立在本能水平上的。夏勒及同仁已找到有力的证据证明人类同样可以发展这些行为。正如其它动物一样，人类这些行为也不是平时那些“经过仔细斟酌，具有充分理由，然后下决定”进行选择的结果，它们主要是由我们尚未能解释的情感所驾驭。

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展了一套对他人病症反应很强的行为体系，从陌生的皮疹到咳嗽。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症状可能实际上并不是疾病的征兆。一个长着暗斑的人，可能不是得了会“令皮肤损伤”的疾病，而仅仅是“葡萄酒”胎记。然而，“行为免疫系统”的最佳战略是“反应过度”例如，在药物使用期之前，就是不把天花或瘟疫的症状看在眼里，这样就也许早已使它们出乎意料地被致命了。

莱斯利·邓肯（Lesley Duncan）是夏勒的学生。对“行为免疫系统”理论假设进行了实验研究。她选择了一组被试以及关于两个男人多张照片。“Bob”脸上有“葡萄酒”胎记。但是邓肯告知她的被试，这个胎记是无害的，“Bob”很强壮也很健康。另一只手上，她拿着“Jack”，“Jack”看起来很健康，但是邓肯却告诉被试他有病——抗药性肺结核。

这个实验很好地把疾病和健康的概念同无意识巧妙地联系起来了。每名被试必须在电脑上识别“Bob”和“Jack”，看见“Bob”按左键，看见“Jack”按右键。在照片与照片的相继呈现之间会很明显地出现“疾病”字眼，被试通过又一次按左右键分别选择疾病或健康。每次实验，计算机都会记录他们的反应情况。

邓肯发现，如果被试习惯于左手识别暗含疾病的字词，右手识别暗含健康的字词，那么他们已经相应地建立了“快速反应时”。当他们被要求使用左手识别“Bob”，右手识别“Jack”，也就是说要他们习惯于左手按“健康”，右手按“疾病”时，他们建立关系的“反应时”相对变长。对于大多数的被试而言，实验的结果是“疾病”的概念与“Bob”建立了更强的联结，而不是与“Jack”。

邓肯的结论是：“行为免疫系统”对外部的面部损伤有强烈的反应。相反地，它并不是由明确的理性认识所拒绝。

“行为免疫系统”可能也产生了本能地对陌生人不信任。毕竟，陌生人携带了我们无免疫防御的疾病（正如，当携有天花西班牙侵略者进入墨西哥遇到了当地的印第安人发生的情景一样）。为了查明是否是由“疾病”的原因导致而成的，夏勒及团队又建立了另一个实验——我们如何对待外国人。他们让一组被试观看幻灯片（幻灯片上是将关于危害健康的病菌），然后告诉被试：政府将花大笔资金吸引移民来加拿大。然后让被试选择，对某个国家的移民应该投入多少钱。另一组被试，观看幻灯片（和疾病无关的每天生活中的危险事件，例如，意外的电死。），然后和上一组一样做相同的事。夏勒的实验假设是：和细菌有关的幻灯片将使排外性增加。果不其然，观看细菌幻灯片的被试倾向于花更多的钱在熟悉国家的移民上，而花更少钱在不熟悉国家的移民上。

另一“行为免疫系统”假设的预测是：更容易得病的人对疾病更具警惕性。密歇根州立大学心理学家卡洛斯·纳瓦瑞特（Carlos Navarrete）和同事通过观察研究孕妇来探讨这个问题。在怀孕的头三个月里，口腔疾病是最具危险性的。当女性刚怀孕，她的免疫系统就会被抑制，以免会在不经意间伤到胎儿，在最后怀孕期间将恢复。同时，胎儿也将自己具备免疫系统。

纳瓦瑞特团队让206名孕妇被试阅读2篇小短文。其中一篇是外国人写的，主要讲批评美国（请注意：被试全是美国人）；另一篇是美国人写的，主要是写赞美美国。然后孕妇必须根据他们的可爱程度、智力以及其它品质选择两作家在她们心目中所占的比率。怀孕头三个月的妇女更喜欢给高分予以美国人，低分予以外国人。纳瓦瑞特的结论是：怀孕女性更易传染，增加了她对外国人的不认可度。

夏勒团队对“行为免疫系统”做了大量的实验，实验结果支持他们的理论。在这点上，这个结论仍然是间接的，整个概念仍然是个很具探索性的假设。但是，它却是值得关注的话题。对陌生人、不寻常面孔的人存在不信任，在我们身边屡屡发生。人与人之间交流着这种感觉，久而久之，将可能会塑改这个文化体系。

夏勒和另一个学生达米安·莫里（Damian Murray）对全球71个地区疾病传播假设测试进行了统计。然后研究人员对这些地区的个性品质进行了研究。像尼日利亚、巴西这样的国家，它们在历史上曾遭受过很严重的疾病。相比瑞典、加拿大这样很少疾病侵害的国家居民，他们的居民一般对“性”有个非常清晰的概念，不大开放，性格外向。他们的文化更崇尚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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